前不久，任繼愈、季羨林兩位“大家”級學者仙逝，社會各界、各種媒體以各種方式悼念，表達了國人對有成就知識分子的敬重，對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學者的深切懷念。但是，我注意到，在如潮的紀念文章中，很少有人提到二老的共產黨員身份，幾乎沒有人從一個黨員的標準來對這兩位逝者的言行作出中肯的評價。
有關資料顯示，任老于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筆者迄今尚未查到季老入黨的確切年月，據說也是在1956年，這樣說來，他們入黨已有半個多世紀，算得上是老黨員了。那個年代，正處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國家剛踏入社會主義門檻的轉變關頭。此時，二老正值風華正茂的中年，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和個人的成長進步，他們要求加入共產黨，應該是莊嚴而理性的選擇。在以后的歲月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也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遭到程度不同的迫害，但他們并沒有動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直至改革開放以后，迎來科學的春天，他們雖已邁入老年，卻又做出非同尋常的貢獻，這是出自一個人文學者的執著追求，也是出自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責任。
一個人在社會上，常常會有多種角色、多種身份。在我國，許多人是共產黨員，又是某個領域的專家，這是常見的現象。因此，正確認識兩者關系，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擁有7000多萬黨員，除了一部分擔任公職行使公共權力以外，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現代化建設事業，黨要求廣大黨員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精通業務，成為專家型的人才。因此，各行各業涌現了一大批“黨員專家”，他們以杰出成就和創新成果來報效祖國，正是黨所倡導和鼓勵的，也是我們事業興旺發達的標志。這些人既是各行各業的“專家”，又是踐行黨的宗旨、與周圍群眾朝夕相處的“黨員”。
當然，像二老那樣作出特別重大貢獻的“黨員專家”也許不多，在他們身上，不但體現了一個造詣高深的學術大家的風范，而且在日常言行中表現出來堅守真理、獨立思考、工作勤勉、謙虛謹慎、善待學生和同仁等許多動人事例。如任老的“三不”（不赴宴、不過生日、不當掛名主編），季老的“三辭”（辭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等桂冠），同樣也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品德。可見，任、季二老，學問上是頂級專家，在黨的隊伍里是優秀黨員，他們平日里沒有什么“豪言壯語”，套話大話，卻把兩種社會身份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是值得我們許多人，尤其是許多“黨員專家”學習的地方。
現代化事業需要各個領域的專門人才、杰出人才，執政的共產黨也需要培養和造就各個領域的精英人物，兩者絕不是對立的。當然，我們周圍還有許許多多有杰出成就的“非黨專家”，在我國具體的歷史環境下，專家的成長和他們作出的成就，不但是個人付出巨大努力的結果，也與黨和國家提供的條件分不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各類優秀人才成長的最佳土壤，這是所有黨內外專家的共識。為民族振興、國家富強貢獻力量，則是黨內外專家的共同心愿。只不過“黨員專家”更需要記住自己是共產黨員，時刻用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我想，這一點，任、季二老盡管在日常言談中很少提及其政治身份，但他們在行動上無愧于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所以，當我們懷念他們、向他們學習的時候，不應遺忘他們共產黨員的身份。
共產黨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處在社會轉型期間，一些黨的干部發生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學界也不是一片凈土。現在，“名家”、“明星”、“大師”、“大腕”吃香走紅，有些人只熱衷于追逐這些稱號，“黨員”的稱號倒黯然了。有的人甚至不惜用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手段來達到個人目的，這種情況在一些“黨員專家”身上也有反映。因此，我以為，我們在宣傳報道“黨員專家”的先進事跡時，不應該遺忘他們的共產黨員身份，而應該實事求是地宣傳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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